薛仁贵，一位传奇般的名将，以其卓越的战功闻名于世，诸如“三箭定天山”、“脱帽退敌”等故事流传甚广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，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，帝国不仅击败了东西突厥，还成功灭掉了高句丽，威震四方。然而，在大非川之战中，他却遭遇了一场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惨败。尽管他是最强大的武将，且拥有强大的国家支持，为何仍会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呢？

分析中提到，在大唐帝国持续扩张的过程中，吐蕃王朝也迅速崛起。公元633年，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。这个新兴的王朝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——吐谷浑的衰落。

起初，吐谷浑同样是一个强大的国家。

然而，在吐蕃王朝成立的次年，即634年，大唐帝国在李靖的指挥下，发起了对吐谷浑的军事行动。

李靖迅速平定了吐谷浑。但由于大唐当时无法直接管理吐谷浑，便扶持了亲唐的统治者。

尽管吐谷浑得以恢复国家，但经过这次打击，其势力已大幅削弱。

随后，吐蕃开始对吐谷浑发起攻势。

在此期间，吐谷浑多次向大唐寻求支援。

但大唐对吐谷浑的求助均未予以回应，任由吐蕃逐步吞并吐谷浑。

直至670年，大唐帝国才派遣薛仁贵率军护送流亡的吐谷浑国王返回，以争夺青海地区。

大唐之所以行动迟缓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高句丽的作战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可能当时的大唐政府并未意识到：迟迟不介入吐谷浑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。

战略被动

吐谷浑的位置，极为关键。

若吐蕃掌握吐谷浑，其势力将得以向西方拓展至西域，或向东方进击陇右地区。

反观，若大唐得以控制吐谷浑，将能较为轻易地制衡吐蕃。

争夺吐谷浑的核心，在于赢得当地势力的支持。

鉴于该区域属高寒地带，唐军行动受到诸多限制。

故此，唐军若欲与吐蕃争夺吐谷浑，务必争取当地势力的支持，以“主场之利”的身份作战，方有可能掌握战局主动权。

然而，由于唐军未能及时支援吐谷浑，此刻，该地区已被吐蕃占领，且吐蕃在当地统治已稳固，当地势力多已倾向于吐蕃。

因此，唐军在战略上已陷入全面被动。

1、进攻时孤军深入，难度极大。

此时，唐军成为“客军”，在缺乏当地支持的情况下，需克服高原反应，击败强大的吐蕃军队。

回顾李靖讨伐吐谷浑的历史，他是在早期大破敌军之后，还需克服重重困难，方才得以长驱直入，最终取得胜利。

在那时，李靖与侯君集的军事行动已被载入史册，其艰辛程度无与伦比，尽管如此，他们的最远推进仅至大非川地区。

当时，若能推进至大非川，基本意味着已击溃吐谷浑，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然而，现今吐蕃在控制区的纵深已远超当年的吐谷浑。

因此，唐军若欲建立功勋，实属不易。

一方面，若无机可乘，敌人得以保全实力持续撤退，届时唐军也将空手而归。

另一方面，若要重创敌手，唐军必须深入敌后，这将使其成为远离基地的孤军，风险极高！

这场战役，该如何展开？

2、即便胜利在望，巩固成果也成难题。

此刻，吐蕃在吐谷浑已建立起较为稳固的统治，当地贵族多数已归附吐蕃。

相较之下，唐军手中仅握有流亡的吐谷浑王。

即便唐军取得胜利，并扶持这位流亡王复位，一旦唐军主力撤走，这位流亡王又能否稳定局势呢？

极有可能，届时吐蕃将再次发起反击！

这便是战略上的完全被动！

在这种战略上的完全被动局面中，薛仁贵却毅然决定出兵！

薛仁贵的作战策略

在公元670年，唐朝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五万精兵，出征吐蕃。

逻娑，亦称逻些，即现今的西藏拉萨，曾是吐蕃的首都。

因此，许多人认为：薛仁贵的使命是直取吐蕃心脏，一举消灭吐蕃。

然而，这种想法显然过于乐观。

历经无数战争的唐朝政府，绝不可能不清楚：五万士兵，又怎能一举灭掉吐蕃？

薛仁贵的真实使命，是支持吐谷浑王，重建吐谷浑。

关于“逻娑道行军大总管”这一称号，其核心目的是用以震慑吐蕃。

至于如何完成这一使命，薛仁贵有着明确的计划。

重点在于大非川至乌海地区。

在薛仁贵眼中，尽管吐谷浑地域辽阔，但大非川至乌海区域却至关重要。

大非川位于青海省的大河坝草原地带。

尽管青藏高原辽阔，但因其高寒气候，自然条件艰苦，适宜人畜栖息的草原有限。

然而，大河坝草原水源充足，草场肥美，是理想的休养地。

此外，大非川地处吐谷浑西部边界，是吐蕃通往吐谷浑的“官道”必经之地。

因此，吐蕃每次往返吐谷浑，都会选择在大非川进行休整。

在唐玄宗时期，唐军焚烧了当地的草场，导致吐蕃军队“马死过半”，在未发生战斗的情况下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
薛仁贵率军进攻时，首先占领了大非川，一举切断了吐蕃本土与吐谷浑的联系，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。

乌海，即托索湖，也是吐蕃进出吐谷浑的重要通道，同时位于切吉平原南部的要冲。

若能掌控乌海，便能有效封闭敌人通往切吉平原的路径，这将使得即便吐蕃军兵力雄厚，也难以进行有效的部署，从而全面切断吐蕃本土与吐谷浑之间的联系。

一旦稳固地掌握了从大非川至乌海的防线，并切断吐蕃与吐谷浑的联系，配合唐军与吐谷浑王的共同努力，或许能够逐步争取到吐谷浑贵族的支持，进而逐步恢复吐谷浑的独立地位。

薛仁贵认为，这一策略将使唐军有机会转守为攻，重新夺回战略上的主动权。

其次，派遣大军巩固大非川，同时用少量精锐部队进行乌海的快速打击。

唐军行动敏捷，迅速控制了大非川。

紧接着，薛仁贵提出了他接下来的战略计划。

薛仁贵计划部署如下：他安排郭待封留驻大非川，负责守护军需物资；而他自己则亲率精锐部队进攻乌海，意图趁敌人不备，迅速将其击败。

只要确保大非川及辎重安全，唐军便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

薛仁贵凭借其擅长突袭的技能，迅速对敌实施奔袭，以期占领乌海。

由此可见，薛仁贵确实是一代杰出将领，其战略构想颇具合理性。

然而，薛仁贵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仅凭切断吐蕃与吐谷浑的联系，是否便能确保胜利？

这一疏忽，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失误。

进展顺利

在薛仁贵制定策略之后，他迅速着手执行。

薛仁贵带领精锐部队，迅速向乌海进发。

在河口，薛仁贵遭遇敌军，迅速击败敌军，缴获颇丰，夺得牛马羊数以万计，趁胜攻下了乌海城！

乌海城一旦被攻占，唐军便初步达成了切断吐蕃本土与吐谷浑联系的战术目标。

此外，夺得如此大量的牛马，极大地改善了军需补给状况！

因此，薛仁贵占领乌海后，驻守此地等待援军，旨在巩固乌海城。

或许在唐军看来，此时胜利已近在咫尺。

关于郭待封的进军，后世学者存在争议。

这场争议主要围绕郭待封的进军行动。

既然薛仁贵是“以待后援”，那么自然是要等待郭待封的到来。

既然如此，郭待封的进军似乎应视为薛仁贵的命令。

然而，为何又会有人称郭待封“不从仁贵之命”呢？

因此，许多后世学者认为：郭待封的进军实际上反映了薛仁贵的意图。称郭待封“不从仁贵之命”，可能是为了减轻名将薛仁贵的责任。

实际上，并非如此。

当时，唐军总兵力约为5万余人。

薛仁贵指挥“轻锐”部队率先发起攻击。根据薛仁贵过往的用兵策略（可参考其对抗高句丽的战役），这些“轻锐”部队可能仅有数千人。若携带有两万兵力，则意味着将一半的军队带出，这已非选拔“轻锐”之举。

薛仁贵还指示郭待封留下“二万人”守卫两栅，以大非川为据点保护军需物资。

据此推算，除去薛仁贵指挥的数千至一万余人的“轻锐”先锋部队以及必须留守大非川的“二万人”，唐军尚有约两万的机动兵力可供调度，此时理应随郭待封驻守大非川。

因此，推测薛仁贵可能是命令留下两万守卫大非川，作为稳固的后盾，同时要求约两万的机动兵力前往乌海集结。

从初战告捷的情况来看，薛仁贵可能已察觉到大量吐蕃军队从本土出发，意图争夺乌海，因此，他试图尽可能集中机动部队，利用乌海的地形优势阻截吐蕃主力。（这一点从后续战事中可得到证实）

因此，两万军队驻守大非川，两万军队驻防乌海，各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薛仁贵则率领轻锐部队作为机动力量，牢牢掌握大非川至乌海的关键节点，确保唐军立于不败之地。

毕竟，即便敌军兵力众多，由于关键的补给线已被我军控制，敌军即便大举进攻也无法持久，唐军已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
郭待封并未遵从薛仁贵的指令，率领大非川的全部军队及其物资向前推进。

这一行动，却成为了决定性的错误。

在此时，薛仁贵已占领乌海，成功封锁了吐蕃本土的敌军活动。

或许正是这一胜利，使得郭待封认为无需继续守卫大非川。

但必须铭记的是：在分割敌人之际，自己亦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。

虽然吐蕃本土的敌军难以越过乌海进攻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：当时的吐谷浑已被吐蕃所控制。

在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等地，不仅有吐蕃的军队，还有大量支持吐蕃的吐谷浑部队。这些部队无需跨越乌海即可直接参与战斗。

若唐军在 大非川与乌海两地均坚守阵地，尽管敌军人数众多，但鉴于周边补给不足，他们难以持续作战，唐军或许能够坚守阵地。

即便坚守失败，只要大非川仍在手中，薛仁贵即便放弃乌海退守至大非川，仍能维持长期作战的态势。

然而，大非川至乌海之间地势平坦，极易遭受敌军攻击。

因此，当郭待封率领大非川所有兵力及辎重缓缓行进于这一片开阔地带时，唐军便陷入了险境。

与此同时，对面的吐蕃军由历史上最卓越的将领——论钦陵指挥。

论钦陵迅速集结二十余万大军前来支援，对郭待封发起了围攻。

郭待封溃败退却

尽管郭待封此次犯了严重错误，但他依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，其指挥能力仍值得肯定。

尽管郭待封保留了一部分兵力，但粮草辎重的缓慢运输却无法得到保障。

即便如此，失去粮草辎重，对唐军来说，意味着整场战役的失败。

薛仁贵遭受挫折

郭待封的溃败导致粮草辎重全部丢失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乌海的薛仁贵陷入了被夹击的困境。

薛仁贵迅速做出反应，撤退至大非川进行防守。

与此同时，吐蕃军队增加了四十万人，来与薛仁贵交战。

大非川的地形虽然有利，但是，实力差距实在太大，唐军大败，薛仁贵只好与论钦陵约和，才得以退军。

这里又有诡异。

薛仁贵此时大败，危在旦夕，又有什么资本让敌人与他约和呢？

因此，也有说法是薛仁贵“遂乃弃甲丧师，脱身而走”，是放弃部队逃脱的。

究竟是“弃甲丧师”，还是“约和”，恐怕很难说清楚。

但有一件事很明确：唐军彻底败了！

大非川之败，后世史家多将战败之因归因于郭待封“违令”。

然而，平心而论，即便郭待封“遵令”，唐军最多也就是避免覆灭的命运，但依然没有取胜的可能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大唐没有及时介入吐蕃对吐谷浑的进攻，到这个时候，吐蕃已经占领了吐谷浑，并且在吐谷浑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统治，不但有相当规模的驻军，还获得了吐谷浑各部的支持。

这种情况下，仅仅靠薛仁贵率领5万人，又何能为呢？

薛仁贵用兵，着眼于切断吐蕃本土与吐谷浑的联系，再利用吐谷浑王的影响力收复吐谷浑。

而从作战的角度看，薛仁贵也确实勇猛，敢于长驱直入，迅速夺取其目标。

然而，他们高估了吐谷浑王在吐谷浑的影响力，低估了吐蕃在吐谷浑的实力。

因此，薛仁贵越是敢于深入，其侧翼就越是暴露于敌人面前！

如果郭待封听从薛仁贵的命令，继续以2万人保全辎重于大非川，唐军或许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支撑点，能够避免覆灭的命运。

但是，仅此而已。

当吐谷浑方向的20万大军杀过来时，薛仁贵已经没有赢得胜利的机会了！

说到底，此战的失败，关键不是薛仁贵或郭待封指挥上的问题，而是巅峰大唐对吐蕃的认知错误。

他们完全低估了吐蕃的实力。

战前，大唐君臣在分析吐蕃时，对吐谷浑颇有了解的名将契苾何力曾表示：“臣恐师到，兽窜山伏，捕讨无所得”，也就是说，只怕抓不住敌人，不怕敌人来战！

他们仍然是以当年看待吐谷浑、薛延陀的视角和经验来看待吐蕃。

殊不知，吐蕃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对手！

认知如此，遭到惨败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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